严志斌：周原遗址凤雏建筑基址群探论

截至目前，位于周原遗址中心区域的凤雏村南、董家村东北一带，发掘的重要建筑基址有甲组基址、乙组基址、F3、F4、F6～10，构成凤雏建筑基址群。此建筑基址群规模宏大，性质重要，对研究西周都城格局与宫室制度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前贤有关讨论的基础上，对其性质进行讨论。

凤雏建筑基址群中的部分房址在空间上彼此毗邻，体现出更为紧密的关系。即，凤雏建筑基址群可分为三组：一为F3与F4，二为甲组基址与乙组基址，三为F6～10（图一）。三组建筑的性质，相互关涉。

一、凤雏F3与F4

三号基址（F3）于2014年秋由周原考古队发掘，位于凤雏村南，北距凤雏甲组基址约40米。三号基址主要部分的形状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长方形庭院。以南北边缘的垂直平分线计算，方向约352度（图二）。基址主要部分的东边南北残长48、西边残长46、北边东西宽56、南边东西宽58.5米，基址总面积2810平方米，是迄今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建筑基址。主体台基位于建筑北面，东西长56、南北宽16.5米。东侧台基南北残长30.5、东西宽15.1米。西侧台基与东侧台基对称，南北残长28.5、东西宽15米。基址的南侧是门塾台基，与东、西两侧台基相连，南北进深7、东西宽46.3米。庭院呈长方形，东西长27.3～28、南北宽22.3～23.1米，低于四周夯土台基。在庭院中部偏西有一处长方形铺石遗迹，南北长4.8～4.87、东西宽4米，高出庭院原始地面0.14米，方向与庭院相同。这处遗迹由较大的砾石块铺砌而成，大的石块长径达0.45米，小的只有0.07米，边缘的砾石侧立，形成明显的边界。铺石的北侧正中立有一块青灰色砂岩制成的长方体立石，立石高1.89米，地面以上现存部分高0.41米，地面以下部分高1.48米。F3发掘区出土了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贝等较多高等级的贵重物品。三号基址的建造时间应在西周早期，最终废弃在西周晚期[1]。

F4在三号基址的东侧，面积较小，方向与三号基址基本相同。

关于三号基址的性质，发掘者曹大志、陈筱撰文认为三号基址庭院中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可能是某种神主和祭祀神主的坛场，进一步推测这处遗迹可能是社主和社坛。凤雏三号基址是社祀遗存，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社宫[2]。孙庆伟认同凤雏三号基址庭院中的长方形铺石应是当时的社坛，是社壝的核心部分。铺石北侧正中树立的长方体立石就是社主。同时他分析认为凤雏三号基址表现出“尊西北”倾向，体现出该建筑对“阴”的独特需求，而“尚阴”是亳社的最大特点。又据立石基座顶面截面呈“亚”字形的形制，认为它与商族关系密切，这座建筑的使用者强烈地指向商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该基址是一处亳社遗存[3]。

此社宫或亳社说主要依据是三号建筑庭院中的“亚”字形立石。关于建筑形制，社宫说的提出者也认为将三号基址推测为社仍存在一个问题，即后世官方的社都是坛壝类建筑，主体建筑只有社坛和围墙。而凤雏三号基址四面都有建筑，与这种形式差别较大。而将立石视作社石，主要根据《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4]。是商人以石为社，所以孙庆伟认为周原遗址建有亳社，当缘于这里有大量的殷遗民居住，有设立亳社的客观需求[5]。若三号基址是为商人亳社，即会引发另一问题，此建筑的使用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与整个有周一代相始终。商人亳社在周之圣都周原存续如此长的时间，实在让人迷惑。正如宋江宁所疑，周原遗址西周早期聚落中的大型建筑基址群仅有一处，就是凤雏建筑群。西周早期的大型建筑延续着商代建筑的风格，甚至其设计者就是商人。在周原这个周人的都城之中，唯一最大的建筑群若不属于周王或其在周原的代理人实难令人信服[6]。

王恩田则以周原凤雏甲组基址是都城内的宗庙为出发点，根据“左祖右社”原则，认为甲组基址右边与甲组基址有墙隔开的乙组基址应是社宫。而新发现的三号基址则是周原凤雏甲骨文所称的“天位”，就是后世所称的“圜丘”，其主要功能是祭天[7]。但如上文所述，祭地的社是主体建筑只有社坛和围墙的坛壝类建筑；祭天的圜丘，台上不建房屋，都是开放式的建筑。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平面呈方形，与圜丘的形制完全不符。

《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8]。贾公彦疏云“《祭义》云‘君牵牲，丽于碑’。则诸侯庙内有碑明矣。天子庙及庠序有碑可知”[9]。凤雏三号基址庭院的立石极有可能是宗庙之碑。徐良高即曾指出此立石为碑的观点[10]。郑韩故城中因发现了高3.26、宽0.45、厚0.26米的大型圭形石碑，进而因之确认主体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为韩国宗庙遗址[11]。据此例证，刘海宇提出凤雏三号基址庭院中的立石规模巨大，宽度与厚度均为郑韩故城韩国宗庙碑的近一倍，其原始高度可能更高，出土位置近似，形制亦较为一致，立石极有可能是宗庙之碑，铺石遗迹应是经典文献所载祭祀时杀牲以及陈设祭品的场所。由此，刘海宇认为立石和铺石遗迹是证明凤雏建筑群为周王室宗庙的最直接证据。而凤雏建筑群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或灭商之前，废弃于西周晚期，与西周早期至晚期金文中唯一延续出现的建筑为“周庙”相合。凤雏建筑群是周原遗址迄今所发现西周早期唯一的大型建筑群，西周金文的“周庙”为周人祖庙，在宗庙中等级最高，规模无疑巨大。三号建筑应为早期周庙建筑群的主体建筑[12]。

刘海宇关于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凤雏建筑群基址极有可能是金文以及文献所见的“周庙”，即周王室的祖庙的观点，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他所论凤雏建筑群包括甲组、乙组以及三号建筑、四号建筑基址等。则又稍显所指不清。

本文认为凤雏三号建筑（F3）是“周庙”。凤雏三号建筑的规模宏大，处于周原遗址的核心位置，年代延续有周一代，在周原所承载的周王朝的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揆诸出土文献，只有“周庙”、“太庙”可堪与之比附。

周庙为周人之祖庙，多在此举行献俘、献功、饮至、祭祀等大典，在西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金文所见西周早、中、晚各时期都见有周庙。“周庙”也称“太庙”或“周太室”。“周庙”一称见于西周早期的鼎（集成[13]02739）、小盂鼎（集成02839），西周中期的盠尊（集成06013），西周晚期的卌三年逑鼎[14]。《尚书·武成》记武王灭商之后，“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15]。《绎史·武王克殷》载“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人，燎于周庙，……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16]。这与《小盂鼎》记载的献馘仪式近似：“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格周庙，□□□邦宾，延邦宾尊其旅服，东向，盂以多旂佩，鬼方子□□入三门，告曰：王令盂以□伐鬼方，□□□馘□，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举行仪式的场所均是周庙，即周之祖庙。西周金文中有周太室，论者或以为是“周”都的某一不特定建筑的大室。本文以为当是周庙之太室，与太庙其实是同一组建筑物。具体而言，周庙之大室即“周太室”，见西周中期的畯簋[17]。西周中期的免簋（集成04240）、西周晚期的三年师兑簋（集成04318）都记述有王格“太庙”举行册命礼。太庙可能含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及成王五位庙主的庙室。

周庙在使用过程中，还增益有附属建筑“图室”。西周晚期的无叀鼎（集成02814）载：“王格于周庙，贿于图室，司徒南仲右无叀入门，立中廷，王呼史翏册命无叀”。可知图室在周庙近旁。阮元认为“图室”是藏有周代“河图”的明堂太庙[18]。徐同柏说：“图室即太室，谓之图者，图象也，象与貌同意”[19]。白川静谓：“图室是庙中的室名，是有地图或者先王图像的地方”[20]。陈梦家认为图室或即周庙东西序中的西序[21]，王晖认为“图室”就是有图之室，这里的“图”也就是“图像”、“图画”，是专门为先祖绘制图像的宫室[22]。赵庆淼认为“图室”应为王室典籍文献和档案文书的保藏地点[23]，也是有可能的。根据宜侯夨簋铭中的“成王伐商图，延省东国图”来看，商末西周初年已有用于战争的军事地图，还有特定区域的疆域图。这些图，一方面不易获得，弥足珍贵；另一方面，舆图也是控制天下的权力象征，故在太庙专门有宫室保管。而图室就是保存地图之所。在凤雏三号基址（F3）东侧的F4，规模较小，是三号基址的附属建筑。本文推测其有可能是金文所载之“图室”。

二、凤雏甲组、乙组基址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发掘于1976年，基址南北长45.2、东西宽32.5米，面积共计1469平方米。基址南北向，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过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局整齐有序（图三）。发掘者指出甲组建筑群可能始建于灭商之前，废弃于西周晚期[24]。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资料公布后，学者们就建筑的性质、功用等展开讨论。大体上分为两种意见。

其一认为是宗庙。发掘者依据《尔雅·释宫》所言“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而凤雏甲组建筑有东西厢，且“在西厢房的第二室的窖穴H11中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首先提出凤雏甲组基址应是作为宗庙来使用的。王恩田认为该建筑的门属“台门”，按照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使用“台门”；该建筑门外的影壁在周代只有天子和诸侯可设，所谓“天子外屏；诸侯内屏”；该建筑西厢房第二室的H11是专门用以藏龟之所，即“龟室”，按照周代礼制，仅天子和诸侯才有权藏龟于庙；该建筑规模与《考工记·匠人》所记周人明堂的尺度接近。据此他认为该建筑可能是周王室的宗庙[25]。周宏伟认为凤雏甲组建筑就是见于金文的“周庙”、“大庙”、“周宫”，位于建筑中央的大殿为“周大室”，即周庙大室[26]。辛怡华从金文及建筑基址周围的铜器窖藏、墓葬研究认为凤雏建筑基址就是当年周王室宗庙，即“周庙”的所在地[27]。杨鸿勋虽然不认为是周王室的祖庙，但他又提出是商代晚期周人邦君的方国祖庙[28]。

另有部分学者对宗庙说有异议。徐锡台就认为甲组基址是周王处理朝政的宫殿[29]。郭明对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宗庙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在8间东厢房中，北起第2和第6间分别发现有烧灶。两间庖厨的存在，使整个建筑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凤雏甲组建筑之门不属台门，至少不是典型的台门。H11既不是“龟室”，又不与甲组建筑同时。甲组建筑宗庙说的主要依据并不坚实。如此，郭明认为甲组建筑体现出较浓的生活气息，除前面提到的东厢房有两间是庖厨的理由外，在西厢房北第2间室内紧靠墙壁处，出土锥形足鬲、器盖和大蚌壳，门外走廊上出土瓷罍一件，应当都是建筑使用者所遗留的。从这些遗物来看，属生活用器，与日常生活有关。凤雏甲组建筑不是宗庙，是生活居住之所[30]。

厢房中的烧灶表明其确有庖厨的可能[31]，显示其性质当如郭明所论的生活的属性。而凤雏甲组建筑整体呈现明显的封闭性，照壁的设置、厢房的布置、较小的东西小院，表现出建筑的私密性。

凤雏乙组基址在甲组基址西侧，二者大致平行，相距约12米，与甲组基址的前堂约略平齐。据平面图公布的柱网结构，可知乙组基址与甲组基址的前堂结构类似，但乙组基址的规模要大。相对甲组基址，乙组基址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若甲组基址为燕寝之居，则乙组基址为朝会的宫室。这两组基址空间位置毗邻，是周王的朝寝之所。

三、凤雏F6～10

2016～2017年，周原考古队在凤雏甲组基址东侧约50米处发掘了台式建筑F6～10[32]。F6台基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宽16.15、残长17.25米，残存面积约278.59平方米。在夯土台基之上的偏北部发现一处由北、东、西三面相连的夯土墙围成的倒“凹”字形建筑。北夯土墙东西长约8、东夯土墙南北长约7.5、西夯土墙南北长7.25米。F7位于F6东北侧，大体呈南北向长方形，长12～12.5、宽8.75～9.5米，现存总面积约为111.76平方米。

F8位于F7北侧，现存部分呈南北向长条形，南北长约12米，残存面积为73.12平方米。F9位于发掘区最北侧，推测其完整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9.5、宽约10.7米，面积约为208.65平方米。

F10位于发掘区最西侧，基槽呈“回”字形。因条件限制未完全揭露。现存面积为141.94平方米。四周夯土环绕形成了一处略呈长方形的小型院落，面积约为47.6平方米（图四）。

关于建筑基址的年代，报告认为F6～10的年代不同，其中F6年代最早，应为商周之际；F10年代最晚，为西周晚期。F6～10虽各为单体建筑，但考虑到建筑方向和平面布局，以及基址与基址之间、基址与早期夯土之间的共时关系，也不能排除在某一时期该区域内存在建筑群的可能性。若如此，在建筑群使用期间，每一个单体建筑都可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葺、改建、扩建，甚至废弃，最终整个建筑群废弃于西周晚期[33]。关于F6的年代，发掘者其后又修改为西周早期[34]。

这五组建筑的建筑年代有早有晚，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但相互间关系密切。五座基址环绕分布，各自独立，但又组成一组相对闭合的建筑单元，其位置又位于周原的核心地区，应该是周代政治社会中的重要建筑。

西周青铜器铭文出现的康宫建筑群为我们判断此五组基址的性质与功能提供了参考。

西周中期的望簋（集成042722）“唯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倗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年册命望”。“康宫”是周康王之宗庙，经过唐兰先生的论证[35]，目前已无异议。望簋铭“周康宫新宫”，新宫是新立之宗庙，是谓此康宫是昭王为先考新近建设完成的建筑。结合望簋的年代与康宫铭文铜器的年代区间，康宫说的年代学意义是成立的。周王在康宫所行事多数是册命典礼，见辅师嫠簋（集成04286）、扬簋（集成04295）、申簋盖（集成04267）、夹簋[36]、走马休盘（集成10170），西周晚期的师簋（集成04312）。金文中又有“周康寝”之称，见西周中期的师遽方彝（集成09897）“唯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寝，飨醴”。又有“周康庙”，见西周晚期的元年师兑簋（集成04274）“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庙，即位，凡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康寝”以及“康庙”，唐兰先生认为均为康宫之异称。康宫是建筑群的总名，里面有庙、寝、太室等建筑构成，郑注《周礼·夏官司马·隶仆》为“《诗》云‘寝庙奕奕’，相连貌也，前曰庙，后曰寝”[37]。蔡邕在《独断》中总结宗庙之制，认为“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38]。

金文有“周昭宫”（迁簋，集成04297），另称“周康昭宫”，颂鼎（集成02827）“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昭宫是周昭王的宗庙。据康昭宫的指称，昭宫应该与康宫是一组并存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所在位置与周太庙接近。目前所见康昭宫铭文都是西周晚期，此阶段周王屡在昭宫举行册命典礼。

金文有“周康宫穆宫”（卌三年逑鼎，陕集成6册120页）、“周康穆宫”（鼎，集成02819；善夫克盨，集成04465）、“周穆王太室”（曶鼎，集成02838）、“周康宫穆太室”（伊簋，集成04287）诸建筑，都是周穆王的宗庙。其北侧正中的大室称为周穆王太室，或简称为穆太室、太室。西周中期铜器铭文中即有此称，与其性质正相合。从称名上来看，穆宫也是康宫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空间上距离周太庙不远。周王可以先居于穆宫，旦时赴周庙举行册命礼。

金文有“周康宫夷宫”（吴虎鼎，近出[39]364；此鼎，集成02822）、“周康夷宫”（成钟，新收1461）、“周康宫夷太室”（比鼎，集成02818）诸建筑，是周夷王的宗庙。铜器年代均在西周晚期。从称名上来看，夷宫也是康宫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周晚期金文有“周康厉宫”，克镈（集成00209）“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康剌宫”。周康剌宫即周厉王的宗庙。

康宫建筑群的地望，如上文所引金文所见有周康宫、周康寝、周康庙、周康昭宫、周昭宫、周康穆宫、周康宫穆宫、周康宫穆太室、周穆王太室、周康宫夷宫、周康夷宫、周康宫夷太室、周康厉宫等，表明其所在地皆为“周”。《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40]。文中将“周”与“丰”、“新邑（洛邑）”并举，可知三者分别为三地，“周”则在丰镐、洛邑之外。近年学者讨论铭文与典籍所见三者名、地关系，多认为“周”在周原[41]。丰镐、洛阳、周原考古发现遗存中唯有周原遗址出土诸多“周”字陶文[42]，说明“周”在周原之说应该是可取的意见。

金文所见康宫建筑群，包含康宫、昭宫、穆宫、夷宫、厉宫五座宗庙，应该是一处从西周早期到晚期渐次发展扩大的庞大的建筑群。唐兰将“康宫”解为祭祀“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厉王”五位周王“合庙”，从总体上是可行的。从周康宫太室、周康昭宫太室、周穆王太室、周康宫夷太室等称名来看，各宫皆应该有太室。目前从“周康庙”、“周康寝”的称谓来看，只见康宫有庙、寝的布局。前朝后寝的康宫是这组康宫宗庙建筑群的核心。而周康昭宫、周康穆宫、周康夷宫、周康厉宫的称谓表明，昭宫、穆宫、夷宫、厉宫四宫有可能排布于康宫旁侧，单独而言，是为独立的建筑。总体而言，则是康宫的组成部分，一并构成康宫建筑群。

如此再来看凤雏F6～10五组建筑。其毗邻太庙（凤雏三号基址）与周王朝寝（凤雏甲组、乙组基址），建筑年代有早有晚，五座基址各自独立，但又组成一组相对闭合的建筑单元。这种样态，正好符合康宫建筑群呈现出的紧密关系。本文认为凤雏F6～10可能就是康宫五庙。F6最有可能对应康宫，F10最有可能对应厉宫。相应的，F8、F7、F9三座基址则可能对应昭宫、穆宫、夷宫。凤雏F6～10基址可能就是见于金文的康宫建筑群。

周宏伟认为召陈建筑群很可能即是见于西周金文的“康宫”[43]。召陈建筑群基址是始建于西周中期的宫殿建筑群，已发掘13座建筑基址。召陈建筑群区位不在周原中心区，年代与数量与康宫五庙不能密合。

云塘与齐镇建筑群，特别是F1与F4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始建于西周晚期。徐良高、王巍认为云塘、齐镇建筑群均属于宗庙建筑[44]。李峰认为云塘与齐镇建筑群即西周金文所提到的王室宗庙[45]。鉴于F1、F4的建筑形制与秦代马家庄宗庙建筑形制的一致性，云塘与齐镇建筑群是王室宗庙的意见是可取的。刘海宇认为云塘与齐镇大型宗庙建筑群即是见于西周金文的“康宫”宗庙建筑群的一部分，是西周晚期的康宫建筑群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厉王五位周王的宗庙中的两座[46]。但金文显示，康宫建筑群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已经出现，时代远比云塘与齐镇建筑群早。云塘与齐镇建筑群F1、F4两者相距52米，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它们是西周晚期时设立的周王宗庙（可能是共王、懿王、孝王、宣王四王中的二王），但应该不是康宫建筑群。

四、小结

凤雏建筑群的性质前文已进行讨论。三号基址（F4为其附属）属于太庙，F6～10为康宫宗庙建筑。金文所显示周王也常在太庙、康宫这些建筑中举行册命等典礼，其实也具有“朝”的功能。甲组、乙组基址是为朝寝之所。作为“周”的政治、礼仪中心的凤雏建筑群，其建筑的主要功能是敬祖与朝寝。凤雏建筑群表明，西周王室可能尚未运用《考工记》所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原则布局宫室建筑。雍城马家庄一号建筑是秦国的宗庙，而其西面的三号建筑可能是春秋时期秦雍城的朝寝[47]，与凤雏建筑群的康宫与甲、乙组基址布局接近，体现出对西周宫制的继承性。

附记：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商周青铜器铭文族群分类史征”（项目编号G2212）的阶段性成果。文中插图得到宋江宁、杨文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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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2]曹大志、陈筱：《凤雏三号基址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3]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

[4][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十一第789页，中华书局，1988年。

[5]同[3]。

[6]宋江宁：《对周原遗址凤雏建筑群的新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

[7]王恩田：《凤雏三号基址与周武王“祀于天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

[8][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四十六第1215页，中华书局，1989年。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二十一第229页，中华书局，200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0] 同[2]。该文第36页注[1]有“徐良高先生又指出了‘碑’的可能”。

[11] 郝本性：《从郑韩故城韩国宗庙说起》，见《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川古籍出版社，2005年。

[12] 刘海宇：《西周金文“王在周”所涉及建筑考述——兼说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见《东方考古》第17集，科学出版社，2020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下文引用此书资料，简称集成，版本均同。

[14] 张天恩：《陕西金文集成》第6册第120页，三秦出版社，2016年。下文引用此书资料，简称陕集成，版本均同。

[15]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第十一第390页。

[16]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版）第440、4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7]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2卷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8]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4，清嘉庆九年自刻本。

[19] 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卷2，清光绪三十二年蒙学馆影石校本。

[20]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3，日本白鹤美术馆，1969年。

[21] 陈梦家：《射与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28页，1941年。

[22] 王晖：《从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庙“图室”与早期军事地图及方国疆域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3] 赵庆淼：《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见《三代考古》（八）第508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24]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25] 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

[26] 周宏伟：《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

[27] 辛怡华：《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为“周庙”说》，见《西部考古》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28]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第8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29] 徐锡台：《周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30] 郭明：《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宗庙说”质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

[31] 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年第3期。在其复原的平面图上将这两间房屋标注为“庖厨”，并在文字中说“东厢房南起第三间内有火塘，似为炊事之用，此处或即《仪礼》等所记作为庖厨的‘东房’”。

[32] 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33] 同[26]。

[34] 杨文昊、宋江宁：《周原遗址凤雏六号建筑基址年代再论》，《文博》2021年第6期。

[35] 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36] 锺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第1958号，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下文引用此书资料，简称新收，版本均同。

[37] [清]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卷六十第3033页，中华书局，2015年。

[38] [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七第1088页，中华书局，1987年。

[39]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

[40]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五第448页。

[41] a.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b.尹盛平：《试论金文中的“周”》，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

c.宗德生：《试论西周金文中的“周”》，《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

d.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见《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e.同[23]。

[42] 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见《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

[43] 同[20]。

[44] 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县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研究》，《考古》2002年第9期。

[45]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第108～122页，三联书店，2010年。

[46] 刘海宇：《西周金文“王在周”所涉及建筑考述——兼说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见《东方考古》第17集第123页，科学出版社，2020年。

[47] 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

（作者：严志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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